《启迪观察》丨新加坡：剖析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实验——全球城市的道德生活打印

发布时间：2018-07-23来源：启迪控股

关于维持城市运转的道德运行系统——与MichaelIgnatieff一场的对话。Michael Ignatieff在他的新书《平凡的美德》中写道，“我们都是道德准则的缔造者。”

对于常常关注头条新闻的人而言，我们目前这个时代可能很难会被历史学家形容为道德时代。但是再仔细观察下你的周围、工作场所或者学校，你将会发现无数建立在相互信任之上的坦诚交流。Michael Ignatieff在他的新书《平凡的美德》中写道，“我们都是道德准则的缔造者。”


作为一名作家和政治家，前新闻工作者和加拿大自由党前党魁Ignatieff将他的注意力转向了城市。他将城市视为道德伦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场所。城市规划专家讨论的是纵向的政策整合的问题——国际政策、国内政策和地方政策相互作用的方式，而Ignatieff则着眼于纵向道德整合问题：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普世规范与地方传统以及守则将会发生怎样的碰撞。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Ignatieff踏上了前往新的道德舞台——纽约、里约热内卢、洛杉矶和福岛的旅程。他写到，“全球城市的道德生活应该被视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实验之一。”这一实验并不抽象，这是一个关于工作与治安、友邻行为、基本礼仪、未上锁的门和6罐装啤酒的问题。CityLab最近和博学的Ignatieff展开了一场对话来深入探讨这一问题。 

大约五十年前，Abel Wolman在《科学美国人》上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城市兴衰的文章，现在人们想到城市生态时都会把城市看作复杂的有机结构。而你则提出了“城市道德运行系统”这一概念。

我在多伦多长大，我21岁的时候你猜猜谁就在多伦多？是Jane Jacobs。我是看着她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长大的，而且她的那种街道邻里中存在着微观秩序以及人与人之间互相关照的理念一直伴随着我的成长。她对于城市中心区域以及中心区域强大之处的看法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将其视为一种道德秩序也是部分受到她的影响所致。

商业基于信任、文明以及互相之间的帮助。街角的酒窖并不仅仅是一个卖东西的商店，这是一个让附近的人们慢慢熟识的地方，他们会互相点头示意，目光交汇。随着时间的增长，你会开始感觉到自己属于某个地方，因为你去街角买6罐装啤酒时售货员认出你来了。虽然这种感觉非常怪异，但是你会开始产生这种社区意识，并且随着时间的增长，社区就会变得非常的重要。

当你老了，失去了伴侣，社区就会突然间变成你所拥有的全部。在纽约市就是这样一种情形。邻里间道德秩序的最大维护者就是每天都能在外走动的退休人员，因为社区成为了他们的整个世界。

道德运行系统就类似于此，你可以称之为运行系统是因为它就像一台计算机，有着完整的让所有人都不假思索便可认同的协议和规则。这是建立在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和理解之上的。

你认为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依赖自身的智慧独立生活，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的，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建立起一套勉强可用的道德框架，互相竞争的国家之间也建立起大致可行的国际秩序道德框架，然而这是在最高层面上的。而在普通人生活的层面上，我们却处于一个崩坏的、让人无法完全信任的体系当中。

然而，我们终究还是需要每天起床去工作，需要依赖别人，需要开车上高速公路并且指望他人能够遵守交通规则。当我们行走在街道上时，还需要假定存在着最基本的秩序。

你在探讨全球化的道德效应，这听起来非常哲学化，但是事实上你在描述时会采用在高速公路上开车这种非常实际的例子。那到底什么是平凡的美德呢？

平凡的美德就是诸如信任、谅解、适应，这些平凡生活中基本的坦诚和基本的文明礼仪。这些美德都不算是英雄品德。勇敢可以算得上英雄品德，自我牺牲也是一种英雄品德。在文明社会中，我们不应该要求人们成为英雄。虽然全球化影响着我们日常生活的每分每秒，但是我们需要关心需要展现美德并认真对待的人却非常有限：妈妈，爸爸，家人，亲属，邻居，同事。当你于生活日常中展现美德时，并不是就代表了你在无形之中承诺了会对所有的人类都温柔以待。你所做的不过是对于每天都接触的人温柔以待。平凡的美德并不是一概而论，而是会区别对待的。它无法跟随全球化的脚步普及开来，而是会始终限于一定范围之中的。

你的书中用洛杉矶举例来阐述道德运行系统的概念，为什么洛杉矶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一概念呢？

对于洛杉矶我有兴趣如此大费周章的一部分原因就在于1965年的洛杉矶和1992年罗德尼金暴乱时的洛杉矶相比，完完全全是道德运行系统崩溃最为经典的例证。如果洛杉矶是道德体系崩溃的标志，那么它同样也会是道德体系重建和修复的标志，因为光靠海军陆战队和国民警卫队是不可能重建道德秩序的。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破碎的道德运行系统得以修复。最后关于道德运行系统我想提一点：道德体系极大地依赖于当地的政治领袖，这与政治有关。如果地区之间彼此不存在政治上的联系，那么坏事就会突然发生。

你认为在全球化的城市里，管理和控制都不再奏效。领袖和政治随时随地都在掌控着一切。

的确如此，谁在管理洛杉矶？这并不是个简单的问题，市长可能会第一个告诉你，“我由人民选举而来管理这个城市。”但是同样也存在着市议会、洛杉矶警察局、大企业家、基金会、文化领袖、好莱坞。这一切都通过网络来维系，并且这一网络还在不断发展，将彼此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而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是以一个道德观念为前提的——就是我们都不想让这个体系完蛋，我们虽然有着利益冲突，无法互相信任，特别是在种族和宗教方面，但是我们都清楚一件事就是我们都不想把它搞砸。

良好的治安对于整个体系而言非常重要，如果你因为自己的种族而遭受攻击，那么这种侵犯是违反道德的，因为城市是非常不平等的地方——既存在巨富的人，也有赤贫的人，既有左右逢源的人，也有孤苦无依的人，既有家大业大的人，也有家徒四壁的人。

有趣的是为什么尽管有极端的、结构性的、长期持续的不平等存在，这些地方仍然能够通过某种方式凝聚在一起。只要在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不被打破，城市就能够凝聚在一起，这一点也在洛杉矶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洛杉矶在1965年以及1992年都非常的不平等，然而当法律被证明存在种族偏见，因而道德也存在偏见时，反抗暴动就发生了。这就是为什么城市是以道德秩序为纲的：存在一个无法触碰的道德底线，如果触碰底线人们会因此而奋起反抗。你把我当作什么了？我到底还是不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了？

你用生活在里约热内卢的贫民作例子讲述了物理空间，比如开着的窗户或者未上锁的门是如何揭示道德运行系统现状的。

你可以看到这种微观秩序的产生。人们敞开着大门，你看着你的孩子完成家庭作业，你看着你的孩子照顾年迈的祖母，你可以看到人们都是在互相关照的，因为比贫穷更凄惨的就是生活在没有道德秩序存在的丛林之中。生活在贫民窟没有任何浪漫乃至可爱可言，然而但凡贫民窟还存在一些秩序，就能够让生活过得下去。

人们在贫民窟互相关照而形成的微小的温暖人心的道德秩序依赖于警察，依赖于帮派，也依赖于那些认为把贫民窟变成丛林不符合自己根本利益的巴西的中产阶级。所有条件都凑到了一起，但是这一切又非常脆弱。无论是在南非还是在巴西，甚至是在美国，富裕的中产阶级总是觉得：贫民窟出了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把城市的道德运行系统想得太理所当然就会将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

你一度不再束手旁观，用你的话来说就是通过从政来采取实际行动，如果当初你不是成为了一名国会议员而是成为了一名市长，那么你将会采取哪些实际行动呢？

好的市长要能够确保在小到街区、选区、辖区中都安排了恰当的人选，可以告诉他到底发生了什么。必须要从下到上来维持道德秩序，道德秩序不可能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完成。好的市长拥有巨大的组织网络，你必须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在社区组织之上，他们也希望你能如此。像经营一家企业一样来管理一座城市根本就是无稽之谈，这是一份政治工作，需要你明白组织网络相当脆弱，他们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继续下去。

如果你想看看地方民选官员工作多努力，你可以在推特和Instagram上关注他们。他们一直都在做你所说的那些事。

是的，大家一直都在说美国最好的政府在城市，我认为的确是这样的。公共空间回归了，也有一定程度的创新，对于公共空间的利用以及社区结构的出现在我眼中是糟糕的政治时代里一个不错的故事。我想我的书就是想要表达这是一个糟糕的旧世界中的好消息。

你来自多伦多,多伦多刚刚宣布和Alphabet子公司Sidewalk Labs达成协定，打算开发新的宏大的海滨社区。从Ebenezer Howard到Frank Lloyd Wright，这一乌托邦式的城市理想源远流长。James Scott在大规模城市规划风险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你对于数字运行系统和道德运行系统存在的交集有什么看法么？

让我们都尝试一遍，我们需要明白这将要经过反复尝试，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毫无疑问会出现一些隐私问题——因为在这过程中会抽取大量的数据。我认为我们需要尝试所有这些新技术。我唯一想要说的是绝不能忽略其中的目标——人们享受城市所能给予的愉悦和快乐这才是第一位的。

第二，覆盖的范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不希望创造只有中上阶层才能享受的城市空间。你真正想要为之奋斗的事就是将城市打造成为无论贫穷富有，高低贵贱，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他们正在享受世界一流的公共福利的地方。你可以想象这样一项技术，你可以想象一下提供市政服务的企业链接。如果你还记得目标是为了创造互相信任的属于所有人的公共空间，那么我也没有任何反对的意见了。

作者：Ian Klaus  来源：psmag.com  2017年11月  编译：《启迪观察》